冰雪

一位来自甘肃的印度人

2020-01-16 10:30:49来源:励志吧0次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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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中国传统节日,对于生活在海外的华人,很煎熬。除了“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情愫,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每个节日几乎等同一种时令美食。中国餐馆现在开遍世界,多数时候,你在国外能吃到的,也只有宫爆鸡丁、鱼香肉丝等。

微信出现后,海外华人的生存状况急剧恶化。一逢假日,朋友圈在那晒小龙虾,晒毛血旺,晒红烧蹄花,你嚼着不知道什么味,或者根本没有味的三明治,什么甜空气,什么自由平等,什么地沟油,祖国啊,此时此刻,我要的就是个半斤重的蹄花,没有蹄花,两根鸭脖也行啊,来最辣的。

端午节尤其可憎。广大的国内好友吃完粽子,吃罢藕带,又吃麻小,然后,抹抹嘴上的油,在微信上开始耍嘴皮子,摆出坚决捍卫粽子是甜或者咸的姿态(作为屈原老乡,本人旗帜鲜明的反对将肉或者盐塞到粽子里的丑陋行径)。你在国外,粽子没捞着吃,讨论都被排除在外。粽叶都吃不到的人,有什么资格讨论粽子呢?那种感觉,简直是等候宣判,你的命运直奔终老异乡。

我老家,长江边上的一个农业大县,端午习俗和其他地方不太一样。粽子是一定要吃的,但搭着包子和咸鸭蛋。我很不喜欢粽子,无非糯米蘸糖嘛。我们那是水稻主产区,吃糯米并不稀罕。但很少有人家种小麦,包子吃得不多,更别说肉包子。端午节对于我,是包子节,而非粽子节。

不过,你那时候要是告诉我,有朝一日,我会吃到巧克力包子,我不相信。就像我不相信,我会在第三世界某个叫班加罗尔的地方落脚。小学四年级时,我外婆带我去了一趟县城,我回来后向同学炫耀了一学期。

(印度的巧克力momo, 想象饺子或者包子灌入巧克力吧。第二张图有点被虐得太厉害)

从一个稻田上奔走的南方少年,到如今四海为家的国际游魂。命运的剧烈变动,不亚于从肉包子到巧克力包子的距离。今天,让谈谈食物和我们的命运。

2

直到遇到洛桑加措,一位来自甘肃夏河的印度人,我才安心将自己的中国胃托付给他的布达拉餐厅。

在印度,只有大点的中国公司才会配中餐厨师,吃什么每天都困扰很多中国人。

印度菜的特点,在我看来就是没有特点。颜色暧昧的调料排队一样等候在餐盘里,很难看到蔬菜,主食要么饼,要么米饭。烹饪方法也很单一,炸或煎,缺乏口感层次。

印度人在电影、文学、舞蹈上的天赋卓著,越发衬托他们在烹饪技艺上的拙劣,呆板和不思进取。其实,不难解释,宗教束缚了他们厨艺的创造性。

在印度,食物不仅仅是食物,还是身份和种姓的象征。在传统印度人眼里,真正的婆罗门严格茹素。达利特人不可触碰,他们才拥有享受牛肉的自由。大概只有在印度,能不能吃牛肉、能不能杀牛,政客会争得面红耳赤。

(印度 最近颁布禁止屠牛令,在国内激起极大争议)

搬到新家前,在“天堂”餐厅,同一种饭Single Mutton Biryani(类似中国的羊肉烩饭),配着生洋葱,我吃了两个月。以至于,我现在走到这家餐厅附近,感觉在接近地狱。

(吃了两个月的Mutton Biryani)

布达拉餐厅是我的新宠。它开在班加罗尔一家商场ForumMall背后,一条僻静的弄巷里。很容易错过,餐厅缩在半地下室里。

第一次和三个中国朋友去,吃得很饱。主要是被水撑饱的。我们点了三个菜,不得不点了三瓶可乐、两瓶两升矿泉水。太咸,那盘黑黢黢的牛肉,简直怀疑,厨师拿着风干牛肉干回锅炒了一遍。那回,我觉得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光顾布达拉。

上周日去看Forum Mall新上映的《Sachin》,晚上十点档,那周围实在没什么吃的。我只好不怀希望的走进布达拉。

没吃完,我迫不及待在朋友圈向班加罗尔的伙伴们炫耀:布达拉换厨师了。这次,牛肉软松可口,咸度正好。洛桑嘉措第一个点赞。“味道怎么样?”他留言。之前,通过一个朋友,我们加了微信。

“你在店里啊?”

““嗯。”

“聊聊。”

在宗教领袖的注视下,他从收银台走过来。这座地下室靠门的墙上,挂着宗教领袖的半身像。一组 图片和他并列,最后一张是冈仁波齐峰。2012年底,我在那转过山。

3

洛桑嘉措很疲惫,他一直说很累。

他28岁, 老家在甘肃夏河,家里还有一个姐姐和哥哥。9岁那年,她被姑妈带到一座印度小城,宗教领袖居住在那。

(洛桑嘉措餐馆里的炒土豆丝和牛肉)

然后,姑妈返回 。他留在了印度。独自成长,学印地语、学英语,考上了印度学生也很难进的班加罗尔大学。在这座城市扎根,他现在在高盛工作,“压力太大。”他不断重复。

当我想起洛桑嘉措时,总让我想起毛姆在《月亮与六便士》里的几句话。

“我的血液里却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渴望一种狂放不羁的旅途。这种安详宁静的快乐好像有一种叫我惊恐不安的东西。我的心更渴望一种更加惊险的生活。只要的生活中能有变迁——变迁和无法遇见的刺激,我是准备踏上怪石嶙峋的山崖,奔赴暗礁满布的海滩的。”

洛桑嘉措的命运和毛姆笔下的斯特里克兰德有很多相似处。前者为信仰奔赴远方,后者为自己的画家梦,埋骨大溪地。这类人强悍的精神,我为之着迷。

洛桑嘉措也让我羡慕。他的女朋友,一个二代 帮助他打理餐厅。那是一个很讨人喜欢的姑娘,声音细柔,眼神明亮。

不过,我设身处地的想,换作我,是否能够应付他成长过程里的滔天激浪。 洛桑嘉措的故事,我只能就此打住。一本书也容不下他生命的厚度。

其实,我在写印度Momo时,我想到了洛桑嘉措。

第一次吃Momo,在美国。我的室友是一对来自加德满都的尼泊尔夫妻。男的叫Khim,,有天晚上,它端着一盘小笼包上桌,说这是MoMo,几乎每家尼泊尔人都会做。

Momo,是藏语中很常用的汉语借词。对于 人来说,Momo就是指圆形面食的统称。饺子、包子、小笼包,都可以归属到Momo门下。

起初,馍馍沿着中国的边境地区传播,比如尼泊尔、印度锡金邦、不丹等地区。其中,尼泊尔人对馍馍最热衷,他们后来成为馍馍的媒介。不少尼泊尔人跑到印度开馍馍店。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我的同学Khim能做一手好馍馍。

其实,更多像洛桑嘉措这样的 ,不仅将馍馍带到印度,还成为印度中餐的传播者。

初到班加罗尔时,我非常惊讶,中餐无所不在,有湖南餐厅、北京餐厅、福建餐厅,虽然都是印式中餐。相当一部分餐馆老板是藏族人。作为难民,他们不能在印度拥有土地,因此, 只能做买卖,开餐馆就成了。

(班加罗尔的湖南餐厅)

这饶有意味。印度的 对中国很排斥,但对中国食物,他们的态度非常实用主义.食物自有其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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