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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禺垃圾焚烧之争都想远离自己那么垃圾场建

2019-11-09 18:14:37来源:励志吧0次阅读

番禺垃圾焚烧之争,都想远离自己那么垃圾场建那儿?

最近,广州番禺部分业主因反对在自家门口兴建垃圾焚烧厂的维权活动,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相关决策者从最初的强硬表态,到最后遵从民意,表示将召开听证会。

事实上,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此类因垃圾而起的维权活动越来越多。决策者应该如何应对?对于一件公益性举措,却遭到附近居民反对的现象,应该怎么看?怎么推进?

其实,这个难题,多年前就已经在发达国家出现,并获得了比较好的解决。我们邀请环保人士马军进行介绍。

“邻避主义”,英文称作NIMBY主义(即“不在我家后院”这句话的英文首字母的缩写),是指大家都认为垃圾需要处理,但都不想在自家旁边处理垃圾。

从私益保护出发产生“邻避主义”

新京报:这次广州因为垃圾处理设施的选址问题,引发了居民与决策者的矛盾,垃圾处理问题似乎是世界范围内的一个困局?

马军:大概一百多年前在英国先有了焚烧炉,又传到美国,后来世界上建了很多的焚烧炉。但是第一代焚烧炉炉温比较低,并没有实现很大程度的垃圾减量,同时还产生了废气、恶臭、飞灰等问题,引起了很多周边居民的反对,所以后来很快都关掉了。

但垃圾的问题没有消失,而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不断膨胀,美国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又建了很多经过改良的焚烧炉。

但是,不管是填埋还是焚烧,都遵循着集中居住、集中产生垃圾、集中清运后再集中处理的规律,但这样的集中解决方案产生了一个问题,即二次污染所带来的损害,必然会集中落到一部分人的身上。

新京报:这对周边的居民显然是不公平的,即便所有人都认为垃圾处理是一件公益的事情。

马军:确实有失公平。由此就引发了“邻避主义”的问题,英文称作NIMBY(即“不在我家后院”这句话的英文首字母的缩写)。大家都认为垃圾需要处理,但都不想在自家旁边处理垃圾。

随着人们对污染损害的认识的提升,在垃圾处理设施的选址和运行过程中引发了很多抗争,成为二战后多次大规模“环境运动”的组成部分。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美国和日本爆发了严重的环境问题,空气污染、水污染,包括固体废物的污染,最终导致民众大规模的抗议,推动了国会制订严格的法规,排放的标准因此大大地加严了。很多以往所建成的垃圾焚烧设施,由于达不到这些标准不得不关闭。

意识到再也无法绕过公众参与这个障碍,政府设立的焚烧设施的排放标准大大提升,开发商也着力改良焚烧设备和技术。到今天,现代焚烧炉都装有复杂的污染防治设施,排放的有害物质显着下降,这与“邻避主义”形成的压力是相关的。

就这样,从私益保护出发的“邻避主义”促进了公共环境利益的保护。

“邻避主义”促成垃圾减量化

新京报:但对于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来说,不能建在你家后院,不能建在我家后院,又该建在谁家后院呢?毕竟垃圾是我们大家一起制造出来的。

马军:这的确是个问题。发达国家“邻避主义”的一个结果,是导致垃圾会转到权利意识较弱、抗争比较少的地区。比如说转到在议会里代表力量比较弱的地区,有时会转到别的州去,甚至会转到别的国家去。这同样是不公平的。

到了上世纪80年代,美国的一个有色人种群体在研究后认为,危险废物处理设施等高风险的公共设施不成比例地锁定了有色人种聚居区。之后他们组织了大规模抗议,由此形成了关注弱势群体环境利益的环境正义运动。

本来,环保部门在垃圾处理设施审批过程中只关心技术与经济上是否可行,不需要考虑公平分配风险的问题。环境正义运动让垃圾处理设施的选址问题进一步复杂化了。

比如,20年前,由于城市化转型完成,中国台湾许多县市的垃圾填埋场面临饱和,于是将垃圾处理包给公司,结果这些公司把垃圾转运到欠发达的乡间去倾倒掩埋。由此引发的环境和社会公平问题,促使台湾开始实施“一县市一焚化炉”的政策,但这样的“公平”措施,最后却引发了波及全岛的更加广泛的邻避抗争。而同样的反对运动之前也在日本等人多地狭、公众权利意识都比较强的地区出现过。

我们看到,当“邻避主义”大范围发生的时候,往往会促成一个重要的转变,就是走向垃圾的减量化,对源头的控制,严格的垃圾分类、回收、再利用。

新京报:也就是说,因垃圾处理设施选址引起的利益之争,促成了垃圾处理技术的提升和环节的前移?

马军:是这样的。

你可以从动力机制来分析,对于市政管理当局来讲,它没有动力花大力气做垃圾分类,而大型工程的建设往往都会带来某种非正常操作,存在权力寻租的机会。垃圾处理企业,当然愿意进行这些大型建设,因为不管是建设还是运营,利润都非常丰厚。甚至对城市居民来说,如果自家大把的垃圾可以在某个地方一埋或一烧了之,通常没有人愿意费力地做分类减量,自然也就不会去反对建设垃圾填埋和焚烧设施了。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北京一年用于垃圾减量回收这些部分的投资只有2000万元,而动辄就投入若干亿建一个焚烧厂。

这样一种利益驱动机制,如果顺其发展,它最后导向天量垃圾的产生,进而导致我们不得不大量建立垃圾处理设施,最后导致二次污染,健康损害,土地资源的损失,以及社会公平的问题。

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需要有一股力量,去平衡固有的强大利益驱动。这种平衡的力量来自于什么地方?这些激烈邻避的抗争,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力量的源泉。

环保组织充当协调力量

新京报:“邻避主义”未来发展的态势如何?

马军: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而我们还没有找到新的资源循环利用的生产生活方式,包括垃圾处理设施在内,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正在大规模展开。随着国人对自身环境权益的认识不断提升,“邻避主义”抗争的现象有可能在中国许多城市大规模兴起。

应对此起彼伏的邻避抗争,首先要正确地认识它。“邻避主义”虽然是一种追求私益的行为,但在一个现代社会,每一个人维护其自身权益的做法都是无可厚非的,并且是应该得到尊重的。

真正建诸在正义基础上的公平,不是去阻止那些维护自身权益的人们,而是应该鼓励和协助每一个社区的人们都去维护自己的权益。

新京报:但如果每一个社区的人们都去维护自己的权益,那问题最后怎么解决?

马军:毕竟“邻避主义”的结果,只能是把垃圾焚烧厂推向别的地区,或是把计划中设施建设卡住,都不是有效的解决之道。在“邻避主义”抗争卡住其他利益群体的时候,社会就需要引入一种中立的力量,去协助各个群体凝聚共识,一起寻找一种解决之道。

新京报:那种力量可以充当一种中立的力量?

马军:环保组织。在台湾,环保组织在选址过程中间介入环境影响评价,推动垃圾分类和再生利用;对于已经建成的设施,协助社区成立监督委员会,寻求相关信息的公布,不定期组织检查设施运行的情况。

在这些推动下,有些垃圾处理设施安装了摄像头,让大家随时可以在上看到在垃圾倾泻平台上到底扔了什么东西。这些经验值得大陆的环保组织借鉴。

垃圾分类是垃圾焚烧的前提

新京报:目前各方专家对垃圾焚烧争议很大,你了解焚烧处理效果是怎样的?

马军:作为垃圾处理的方式之一,垃圾焚烧管理不好会造成严重污染。

首先,有很多东西不适合焚烧,焚烧的垃圾理论上必须是分类之后的垃圾,同时焚烧的过程需要有专业人士操作,以便及时处理不同的情况,保证可以达到足够的高温,不然就会释放出二恶英等有害物质。

同时焚烧未经分类的垃圾,常常要掺入大量的煤,类似一个小型火电设施,其结果是不能实现预期的大幅度减量化。所以垃圾分类就是垃圾焚烧的一个前置条件。

现在许多城市根本不具备这个前置条件,甚至根本没有准备去搞分类,就直接开始大规模建设垃圾焚烧厂,这无疑是一种本末倒置。其结果,将是重蹈别人的覆辙,比如东京经过分类之后,它的垃圾产生量下降将近一半。在台北市也出现类似的情况,结果很多垃圾焚烧设施没有垃圾可烧,最后相互地争夺,四处去争夺可以烧的东西,要不然大量公共投资就被浪费了。

新京报:很多年前就已经开始倡导垃圾分类,为何到现在还只是一句口号?

马军:那个时候实际上一些中国的环保组织也在协助政府推动垃圾分类,如北京的“地球村”,它们很早就推动这个工作,最后许多城市都开始设置一些分颜色的垃圾箱,上面赫然地印着可回收、不可回收、厨余垃圾等字样。

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面,确实有越来越多的人怀着环保的热情开始试图去分类自己的垃圾。但是最后大家了解到这些垃圾在清运时通通被倒在了一起,这对民众信任和信心是一次重创。

新京报: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

马军:根源就在于我们没有把它当做一个系统去看待,相关部门更多地把它看作了一种环境宣传,只是满足于借此向市民普及环境意识。

而在日本,很多家里都有垃圾日历牌,标明了那一天可以扔什么东西,小区内各家各户的垃圾需要分类包装放好,搞错了可焚烧、不可焚烧和不同的可回收垃圾,都可能导致垃圾不被接受,那是很丢脸的事情。

显然,这样有效的垃圾分类需要建立从市民参与到分类收集,直到分类回收处理的一条龙体系。而在我们的城市,大家远远没有意识到垃圾分类在各个环节上的复杂性。(作者 张传文)

刘永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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